予自幼被學校灌輸“中國自古為封建專制國家，儒家是維護封建等級秩序的工具”云云，直至讀書閱世稍廣，這些卑鄙說教才漸次雪化冰消：每當我捧讀《論語》等儒家經(jīng)典，一個光明瑰麗的世界，一種廣大自由而又深根寧極的世界，驀然浮現(xiàn)，如浩天瀚海，高山巨川，不可搖撼，予恍然大悟：中國自古是“別一樣的國家”，中華文明自有其締造、建樹、綿延不息、不斷復興的精神與制度，雖迭遭屑小之徒的反復詆毀、污損、扭曲，但卻不減其道德光輝、不損其“人道性、普適性”，那是我的祖先、先賢、世世代代生命揮灑凝結(jié)而成，是中華民族汗盡繼之以血，血盡繼之以命的東西，是中華民族一萬年的靈魂所在！
每當靜夜展閱《尚書》、《周禮》、《禮記》、《春秋》、《易傳》、《論語》、《孟子》、《中庸》等儒家經(jīng)典、古人著述，立刻，一股強光灌注到我的生命中，似乎我往昔蜉蝣一般的歲月、言談、思緒的斷片，舉凡古今、內(nèi)外、中西、得失、榮辱、悲歡等萬千肢解生命的碎片，都被一股溫暖而潤澤之光所熔化，合為明澈充實之美、安身立命之道，猶如維也納三圣的美妙音樂，把我送入宇宙懷抱，使我沐浴于清風朝陽之中，與萬象嬉戲，輕歌曼舞、呢喃不盡，又恰似伊夫·蒙當、米萊伊·瑪?shù)俣虻吐曇鞒闹ㄎ母枨洞蠛！罚瑺N爛與蔚藍之下，天地間浩瀚無垠、啜飲不盡的甘美，伴隨海濤，向我撲來！
1，“國于天地，必有與立”
民初國學宗師錢基博（1887-1957）在《經(jīng)學通志》等垂世巨著中，常有八個金剛不滅的字，足以概括中華文明：“國于天地，必有與立”，中國之傲立于蒼天大地之間，綿亙焉、屹立焉，如巍巍太行，如日月錯行，其能廣納百家、諸教于燦爛一體，必有博大精深者、經(jīng)久不磨者在，豈可以“封建專制”、“等級秩序”之昏亂概念一筆抹殺之？
2015年暑假居津門，自書柜隨機取出《大戴禮記》讀之，剎那間，古典文明之精湛之華美，從字里行間撲面而來，把我俘獲；我驀然想起讀博期間曾研讀并批注之，鉛筆字樣仍在，如今體會更深醇甘美：其光明俊偉之中華國體、古典憲政大一統(tǒng)之浩瀚無垠，伴隨孔子儒門之揭示性、建構(gòu)性闡釋而越發(fā)燦爛地呈現(xiàn)出來，遂將王維、李白、杜甫全集暫擱一旁，援筆立意，憑清儒王聘珍名著《大戴禮記解詁》之詮釋，探究“中國古典憲政之宏綱巨典”之義蘊所涵也。
清儒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一書，乃儒家禮學即中國古典憲政思想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大戴禮記》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王聘珍，字貞吾，號實齋，江西南城人，清中晚期著名學者，一生未仕，潛心研究《大戴禮記》三十多年，義理精恰，援引完備，其卓絕當代、超邁前賢之處，約有三點：一是他廣博而精確地征引古文尚書、周禮等一切能深入揭示孔子憲政思想的思想材料與歷史記載，凸顯中國古典文明治理之全貌；二是將長期以來困擾中國學術(shù)思想界、宋元明清和近代愈演愈烈、甚囂塵上的所謂之“今古文經(jīng)學之爭”、“漢宋門戶之爭”、疑古學派所謂劉歆、王肅等漢魏群儒“遍偽群經(jīng)”等妄說掃除一空；三是將孔孟子思等儒門之憲政道統(tǒng)，儒家損益古今、斟酌薈萃、經(jīng)世致用的偉大學風，完整呈現(xiàn)出來。如今，伴隨地下考古的詮釋與固有文獻的重新發(fā)現(xiàn)、彼此印證、反復參究，橫遭疑古派史學厚污之《古文尚書》、《周禮》、《子思子》、《孔子家語》等珍貴文獻被清洗污穢，光明燦爛以出，迸發(fā)出照耀古今人類的奪目文明光輝，日益成為中華民族全面復興的重大靈魂支撐，誠乃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偉大精神寶庫。
2，大道廢，門戶起：“今古文”爭議由來
《大戴禮記》乃孔子儒家“大道學派”（現(xiàn)代奇哲熊十力《原儒》命名）之政治哲學代表作，乃儒家古典憲政思想的輝煌巨著之一。滿清名臣、經(jīng)學大師阮元贊王聘珍《解詁》“義精語潔，恪守漢法，多所發(fā)明……能使三千年孔壁古書無隱滯之義，無虛造之文，用力勤而為功巨矣?！彼^“孔壁古書”即指漢武帝時代被發(fā)現(xiàn)于孔子故宅墻壁中的、以先秦篆文書寫的儒家經(jīng)典《尚書》、《左傳》、《周禮》等奠定中國古典憲政的偉大文獻，這些文獻遭到當時主持朝廷學術(shù)的一些今文學派官員的排拒，無法列為朝廷經(jīng)學正統(tǒng)，長期處于“在野”的學術(shù)地位。
《大戴禮記》即其一，乃晚周秦漢時代儒家詮釋孔子禮學（古典憲政之學）思想的政治、社會、人生哲學等重大憲政問題之哲學論文集，由西漢禮學名家戴德（稱大戴）、戴圣（稱小戴）分別傳習之，稱《大戴禮記》和《小戴禮記》，二戴影響巨大，不可偏廢。
西漢立于官學者乃傳習秦漢隸書所寫之儒家經(jīng)典“今文經(jīng)”的今文學派，依據(jù)孔子故宅墻壁所出、以先秦小篆體寫成的“古文經(jīng)”及傳承其學的古文學派，長期不能納入官方學術(shù)體系，遭到今文經(jīng)學盤踞者所持“利祿之謀、門戶之見”的極力詆毀、排斥。西漢晚期著名學者劉歆積極主張將孔壁古書《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等最能代表儒家大一統(tǒng)古典憲政思想的著作，立為官學，設博士講授，配備博士弟子予以傳承，遭今文學官的一再反對，未果，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怒斥其為“保殘守缺”。
西漢平帝時，王莽當政，將劉歆主張的“古文經(jīng)”立于學官，東漢王朝建立，因王莽篡漢之故，恨烏及屋，將古文經(jīng)再度擯棄不立，朝廷所立十四經(jīng)學博士，皆為今文經(jīng)學。盡管如此，伴隨古文經(jīng)大量流布民間，古文經(jīng)學不脛而走，在中國民間已大為興盛，許多今古文經(jīng)學家均破除門戶之見，相互大量采納古文經(jīng)、今文經(jīng)的記述、詮釋，東漢鄭玄、賈逵、馬融等名儒“遍注群經(jīng)，博采兼綜”，朝廷在石渠閣、白虎觀等地多次召開今古文經(jīng)學“融通合一”之朝廷官學會議，最終確立、恢復了“今古文經(jīng)學博采兼綜、經(jīng)世致用”的儒家經(jīng)學根本宗旨、憲政精神，兼收并蓄、博學洽聞、貫通古今的新的經(jīng)學學風，在朝野上下，蔚然勃興，聲勢浩大，影響深遠；如此，經(jīng)學今古文問題在漢末，歷經(jīng)魏晉、六朝、隋唐、五代十國、宋明等諸多王朝的反復辯證、踵事增華，這一歷史問題早已“不成問題”，近儒錢穆《先秦諸子紀年》、《兩漢經(jīng)學今古文平議》等，更可謂此一問題之“蓋棺定論”。
由于《小戴禮記》被東漢晚期著名學者鄭玄予以出色注釋，被唐代朝廷列為“正經(jīng)”之一，作為科舉考試的指定官方教材，研習者趨之若鶩，遂大興于世；而《大戴禮記》，雖然也經(jīng)北周學者盧辯注釋，但畢竟注釋者不太知名，因此影響不廣，沒有能夠列入朝廷“正經(jīng)”之中，故而歷來受到相當程度的忽視。
依予所見，《大戴禮記》大量征引《周禮》、《逸禮》等古文經(jīng)，完整呈現(xiàn)了儒家經(jīng)世致用、廣大自由、光明瑰麗的學風道統(tǒng)、古典憲政之宏偉視野，完整呈現(xiàn)了晚周、秦漢直至盛唐、宋明，一以貫之的儒家政治、社會、人生哲學，完整呈現(xiàn)了漢儒歷經(jīng)今古文末流之學派藩籬、門戶之見，直至漢末重歸“博采兼綜、經(jīng)世致用”的儒家正大光明之學風道統(tǒng)之偉大歷史軌跡。今古文經(jīng)學之薈萃、融通，兼綜為一，《大戴禮記》與唐代撰集而成、列為定本、刻于石經(jīng)之《十三經(jīng)注疏》同為古典憲政之垂范天下之基本文獻；《大戴禮記》本當與《古文尚書》、《左氏春秋》等，同列為儒家憲政思想集大成之作，巍然垂為“中國儒家經(jīng)典傳承之正宗”，官學講授，私學修習，朝野傳誦，允稱巨典，漢唐文明得以不斷萃取其憲政精華，《大戴禮記》與《古文尚書》、《左氏春秋》等古文經(jīng)所飽含的偉大憲政精神，以“敬天保民”、“君臣士大夫共治天下”為憲政哲學宗旨，歷“三公九卿制”、“大夫、士紳、鄉(xiāng)賢制”、“三省六部制”等憲政治理體系之沿革與逐步完善，奠定了中華文明長治久安、廣大自由、兼收并蓄、穩(wěn)定繁榮、士農(nóng)工商“四民并盛”、舉世獨尊的全球第一大國民經(jīng)濟體與全球第一大繁盛文明的經(jīng)濟社會規(guī)模、公共治理的文明典范與不斷復興、不斷新生的偉大歷史根基。
3，作霧自迷：趙宋以來“疑古學風”之積弊
凡衰亂之世，平庸學者不僅對固有文明傳統(tǒng)產(chǎn)生相當程度的懷疑、動搖甚至否定，連同支撐這一文明傳統(tǒng)、作為“普遍王道信仰”基礎的“基本文獻系統(tǒng)”也往往無端遭到懷疑、非議、否定和錯誤批判。
譬如北宋朝廷，不能收復幽燕，歲輸巨幣于遼；南宋更是偏安江南，山河破碎，朝不慮夕；偏偏學術(shù)思想界不思“拯救時艱”以“經(jīng)世致用”，卻以“疑古”（譬如歐陽修等）、“新學”（譬如王安石等）為高。
與柳詒征、錢穆并稱“國史三大宗師”的繆鳳林先生（1898-1959）在《中國通史要略》極贊“有宋一代，百學昌明”，然“經(jīng)學則頗變于古”，他援引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八《經(jīng)說》曰：“自漢儒至于（北宋）慶歷間，談經(jīng)者守故訓而不鑿，《七經(jīng)小傳》（劉敞著）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經(jīng)義》行（即《三經(jīng)新義》，王安石著，強行頒為科舉取士的朝廷指定教材，峰按），視漢儒之學若土?！薄？婙P林總評之曰：“（朱熹、弟子蔡沈等）莫不思以其說加之于漢唐諸儒之上。今存宋人說經(jīng)之書，多于唐者，不啻十倍，雖其發(fā)明經(jīng)旨，或非前人所及；要多自矜新義，不免空疏之弊?！泵稍胫髦性?，科舉制一用宋儒之說，漢唐經(jīng)學之博大深湛，一變而為宋明經(jīng)學之空疏、理學奢談心性之流弊，再混雜佛老之自私自了之談，儒家經(jīng)世致用之弘旨，被遮蔽、被扭曲達千年之久！
《大戴禮記》作者王聘珍摯友、清翰林院編修汪廷儒在《大戴禮記解詁·敘錄》（即序言）中揭露曰：“昔朱子謂《大戴禮注》當是鄭康成所為。此疑辭，無實據(jù)?！敝祆湟慌芍螌W，常不加細細考證參究，便妄作狐疑，此理學之固有流弊也；譬如其治易經(jīng)，《周易本義》開言即錯：“易本占卜之書”，乃錯誤定位，清儒胡煦《周易函書》、今人常秉義《易經(jīng)圖典》言之甚明：易經(jīng)乃伏羲炎黃堯舜歷朝天文官、史官記錄上古天文氣象物候歷法之書，被后世陰陽五行家、風水形勝家所附會，孔子著《易傳》力糾其偏弊，朱熹將其定位為“占卜”，大乖本義，史學宗師繆鳳林著《中國通史要略》謂之“經(jīng)學積弊時代”甚恰。
不幸1644年建夷髡奴入主華夏，滿清軍事占領集團趁中國內(nèi)亂而長期以高壓政策盤踞中國，以殘暴手段虜視華夏長達260余年，將遠承炎黃堯舜、近接漢唐宋明、推行四千余年以上的中國古典憲政制度體系，盡予廢除，士子一言“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即深深刺痛夷清軍事占領集團野蠻無學之底蘊，作者橫遭滅門之禍，如此毫無任何人道與合法性的殘暴政權(quán)，其籠絡天下精英知識分子的唯一手段，就是在僵化科舉制度之外，吹噓、粉飾其違背儒家學術(shù)根本宗旨“經(jīng)世致用”的“考據(jù)學”，為“實事求是”之“扎實學問”，讓漢族知識分子皓首窮經(jīng)、百無一用，根本沒有過問建夷髡奴“軍機”即國家大事的膽識、才具，使之成為被“乾嘉樸學”無形閹割的廢人。
當時占據(jù)經(jīng)學統(tǒng)治地位的是古文經(jīng)學，今文經(jīng)學學者龔自珍、廖季平等人，目睹晚清國危民困的殘破局面，妄想以“孔子托古改制”的今文學派理路，重振夷清政治的內(nèi)在活力，這已然距離孔子一貫憲政哲學和通經(jīng)致用學風甚遠，更不幸的是，無聊文人康有為竊取其師廖季平的學術(shù)思想，胡亂寫出《新學偽經(jīng)考》、《孔子改制考》、《大同書》等荒誕不經(jīng)著作，援引啟蒙進化史觀的淺薄論點，憑其嘩眾取寵、造成晚清政治開明重大挫折的“戊戌變法”而聲名大噪于海外，連同古文經(jīng)內(nèi)部的“革命派”章太炎的《訂孔》等非議孔子、雜糅諸子佛老印度、標榜小學以考據(jù)“國故”等昏亂思想，實則把孔子憲政哲學當成他們兜售其“變法”、“革命”主張的幌子，遭到保守的經(jīng)學大師梁鼎芬、俞樾，開明的經(jīng)學名臣張之洞等人的嚴詞駁斥，更遭到近現(xiàn)代國史宗師錢穆批駁。錢穆在《劉向劉歆父子年譜》、《先秦諸子紀年》、《兩漢經(jīng)學今古文平議》等輝煌巨著對其逐一駁斥，康、梁、章、胡諸人胡亂考據(jù)出所謂“劉歆、王肅、梅賾等人”、“遍偽群經(jīng)”的近代學術(shù)冤案，被徹底洗清；北平主要大學的“經(jīng)學史”課由于建立在“疑古”派基本結(jié)論上，被迫一一停開；顧頡剛主辦《古史辨》雜志，竟考據(jù)出“大禹乃一條蟲”，貽笑各界大方；博學通儒饒宗頤先生接辦《古史辨》第七期，見其所收論文，均抱持妄生狐疑、胡亂猜測的昏亂之見，遂毅然停辦這個昏亂雜志，但其流毒，由于胡適、傅斯年、顧頡剛等人長期竊據(jù)中國學術(shù)思想主流，陰魂始終不散。
著名美籍華裔學者林毓生在《中國意識的危機》等杰出論著中，進一步深刻揭露了康、梁、章、胡等紊亂荒誕的“國學思想”，實際上乃淵源于、表征著、大大加速了中國人由于夷清國困民窮而對孔子憲政思想所代表的“普遍王權(quán)”觀念（這是林氏擷取自西方學術(shù)的一個政治哲學概念，予謂之大一統(tǒng)古典憲政）及其背后價值信仰系統(tǒng)、基本文獻系統(tǒng)的大規(guī)模懷疑、扭曲、誤解、紊亂與崩潰。
蔡元培、范源濂等執(zhí)掌中國教育部者，悍然廢除中國數(shù)千年讀經(jīng)致用的偉大學統(tǒng)；伴隨科舉制的廢除，青年學子、普通大眾，已然完全生疏、隔膜于數(shù)千年文明傳承下來的經(jīng)史子集基本文獻、儒家道德信仰，胡適、陳獨秀、錢玄同、魯迅、吳虞等人，才能或自覺或不自覺地對祖宗遺產(chǎn)“趁火打劫、以售其奸”，標榜“禮教吃人”、“必須死心塌地學習西方”、“全盤西化”等錯誤主張；為了建構(gòu)其政治與學術(shù)的“合法性”，他們悍然將儒家“民貴君輕”的偉大憲政道統(tǒng)，肆意歪曲、野蠻判定為“吃人”、“封建專制”、“一團漆黑”，由于政治勢力刻意的“去中國化”和傳媒勢力（報章、影視劇之類）刻意渲染“厚黑學的歷史觀”，充斥中國百姓心目之中的“古典文明”，除了宮廷奪權(quán)、后宮淫亂之外，一無所有；中國古典憲政體系、儒家憲政思想真相、經(jīng)學傳承，這些維系全民族數(shù)千年屹立不倒的偉大文明根基，被攔腰斬斷而蕩然無存，愚昧大眾、幼稚學生、蠢笨教授們，只能在“全盤西化”的啟蒙頑固教條下，仰洋人鼻息、東騙西騙；在政治上顛沛流離（在美俄歐日之間徘徊不定），在相互殘殺（反右、文革）或相互撫摸（某諾貝爾獎獲得者批語）下，奄奄了此殘生了。
王聘珍一生坎坷而寂寞，巨著撰成，無資予以刊刻，死后三十年，才由其侄子王嘉會等人籌資出版。
其侄“后記”謂：“先伯生平，學豐遇嗇，……所侍以不朽者，惟在此書?！痹史Q恰切沉痛也。
觀當代版本（1983）點校者所撰之“前言”， 對作者生平、成就等最緊要事體，語焉不詳；卻對胡亂“考據(jù)”作霧自迷的所謂“歷史疑案”、一大堆“疑古”、“辨?zhèn)巍钡纫那寮敖鷮W術(shù)垃圾津津樂道，讀者可棄之不用、不予理會。
4，《大戴禮記》：儒門巨子之憲政探討
如果說《小戴禮記》以較大篇幅探討古代“禮制”、即公共倫理、儀節(jié)制度等內(nèi)容，因而“禮治”與“禮節(jié)”并重的話，那么《大戴禮記》則直面“更根本、更緊要的問題”，重點探討華夏“禮治”，即中華古典憲政制度體系及其憲政精神宗旨。
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嫻熟引用《周禮》、古文尚書、左傳等“孔壁古書”所載一系列珍貴歷史記錄，根本不理會閻若璩等所謂“乾嘉時代之考據(jù)派、疑古派”那些妄作狐疑的昏亂結(jié)論，顯示了一位杰出學者的遠見卓識，將《大戴禮記》的偉大憲政精神，揭示無遺。
因《大戴禮記》前三十八卷亡佚，今本《大戴禮記》從卷三十九“主言”開始，生動刻畫出孔門師生推闡大道之誠，弟子求學之恭謹、孔子施教之精妙：
孔子閑居，曾子侍。
孔子曰：“參！今之君子，惟士與大夫之言之間也，其至于君子之言者，甚希也。於乎！吾主言其不出而死乎？哀哉！”
曾子起曰：“敢問何謂主言？”
孔子不應。
曾子懼，肅然摳衣下席，曰：“弟子知其不遜也。得夫子之閑也難，是以敢問也?！?
孔子不應。
曾子懼，退負序而立。
孔子曰：“參，汝可語明主之道歟？”
曾子曰：“不敢以為足也。得夫子之閑也難，是以敢問。”
孔子曰：“吾語汝。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雖有國焉，不教不服，不可以取千里。有博地眾民，不以其地治之，不可以霸主。是故昔者明主內(nèi)修七教，外行三至?！枪蕛?nèi)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主之道也?！?
此篇名“主言”者，乃“君天下之言”也。
《曾子》曰：“圣人為天地主、為山川主，為鬼神主，為宗廟主?！焙喲灾?，主言乃安定天下、主宰天下之言，非士大夫任職受事之言，乃憲政之言者也?？鬃娱e居，哀此大道之言日益“?！保ㄏ∩伲┮?，乃喟然浩嘆也。
曾子乃孔子周游列國歸魯后所收門下之晚近弟子，由于才藝資質(zhì)平平，被孔子評價為“魯”（《論語》），即愚笨之意?？鬃娱e發(fā)感慨，曾子先是陪侍而魯莽發(fā)問，孔子不答；曾子懼師教之嚴，起身再問，孔子仍不答；直至曾子倒退至學宮東墻下，誠惶誠恐，再三而問，孔子乃告以肺腑之言也。
孔門施教之精湛，可見一斑：尋常之探問、魯莽之提問，若再報以尋常之答，資質(zhì)平平之凡人，如何能震悚而聽之，刻骨銘心而志之？孔子默然，秘而不宣，惟當其震悚、鄭重、全身心投入，乃告之。
5，民治乃儒家禮治（憲政治理）之精髓
孔子告以“主言”之根本、憲政之精髓，在“道”與“德”即教化之治（禮治）。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以下稱《解詁》）援引子思《中庸》、《周禮》諸圣典，將孔子“道德”之意予以精粹之詮釋也：“《中庸》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
達道者，大道也：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尚書》（古文尚書之“舜典”）謂之“五倫之教”，即人間生活的根本秩序，有天地生民，必有此“五倫”，無論社會經(jīng)濟境遇如何變遷，滄海桑田如何巨變，不能動搖其根基，故謂之大道；知（智）之傳承、仁之寬惠、勇之擔當，乃三達德（大德），即運行上述五倫大道之文明精神，智慧之省察、仁愛之包納、勇毅之自任道義，將天下家國、天地萬物摶合為燦爛一體，故而孔子極力推尊此“道”、此“德”之足以取千里之地、致億萬之民，使之上下井然、怡然歡洽、恭敬有禮、長治久安、天下太平者也。
曾子緊追不舍，再問政教之“明”，即孔子所謂“不勞、不費”之施政訣竅，何在也？
孔子“揪然揚眉”，諄諄再告：“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政之不中，君之過也。政之既中，令之不行，職事者之罪也。明主奚為其勞也！昔者明主關(guān)稽而不征，市廛而不稅，稅十取一，使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時，有禁而無征，此六者取材之路也。明主舍其四者而節(jié)其二者，明主焉取其費也！”簡言之，儒家憲政、教化之“明”，首要在經(jīng)濟上安民、惠民，即關(guān)、市、山、澤，寬免賦稅，使民生蘇息、市場繁榮，田賦、勞役均受到國家法制的嚴格限制，不能橫征暴斂、盤剝、靡費、魚肉百姓，如此，明主“不勞”、“不費”而天下大治；而這一切的“憲政責任”，在“君”、在“職事者”，而不在百姓；國家橫征暴斂、百姓民不聊生，罪責在上層。如此，儒家憲政之民生主義、民治主義，燦焉呈現(xiàn)。
揆之柏拉圖《理想國》將城邦人民分為哲學王等統(tǒng)治者、軍事貴族（城邦保衛(wèi)者）和商人、工匠等普通民眾、沒有選舉權(quán)與充分人身權(quán)的外邦人、奴隸等五個等級，以統(tǒng)制財產(chǎn)乃至妻室等專制獨裁方式奴役人民之“烏托邦”，開啟古今殘暴專制制度先河之本質(zhì)昭然若揭，卡爾·波普《開放社會及其敵人》言之甚確；羅馬帝國之殘暴壓迫殖民地、基督教帝國之殘暴迫害異教徒、近代西方殖民帝國殘暴壓迫非西方殖民地、當代世界各國以“GDP崇拜”、經(jīng)濟周期為幌子、金融戰(zhàn)爭、貨幣戰(zhàn)爭為實質(zhì)手段、瘋狂聚斂世界財富、肆意摧殘全球生態(tài)系統(tǒng)與文明傳統(tǒng)的罪惡行徑，儒家新政思想所締造的、漢唐大一統(tǒng)憲政制度常三十稅一、四十稅一的偉大文明制度，其高下真不啻霄壤也！
針對曾子進一步追問“何謂七教”、“何謂三至”，孔子為其條分縷析、深入揭示曰：
上敬老則下益孝，上順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諒，上親賢則下?lián)裼?，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強果則廉恥。民皆有別則貞，則正亦不勞矣。此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教定是正矣。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是故君先立于仁，則大夫忠而士信，民敦，工璞，商壹，女僮，婦空空，七教之志也?！枪适ト说戎远Y，立之以義，行之以順，而民棄惡也如灌。
儒家憲政思想，在于以“七教”來“責上以順下”，即站在人民立場上，督責社會上層來履行、來表率公共責任、憲政責任，而非如全盤西化派、新文化派之信口雌黃，污蔑儒家為“刻意維護封建等級秩序”，此彌天大謊，在這段經(jīng)文面前，立刻扯去畫皮、現(xiàn)出原形——
孔子告曾子，所謂儒家憲政者，自天子以至士大夫等社會上層，必須“先立于仁”即以己德己責為表率，來感化民眾，舉凡孝悌仁義之“民德”，必以社會上層之敬老順齒、樂善好施、尊賢用賢、清廉不貪等“官德”為先決條件，君行仁政，大夫忠于職事，士子誠信教人，民風敦厚，工匠樸拙，商賈有德，未嫁之女若僮仆一般天真無知，已嫁之婦恭謹無求，敬奉夫婿，如此，圣賢明君以“禮”治理天下，樹立道義于家邦，推行和順于文明生活之方方面面，百姓棄惡揚善如同清水灌溉莊田，萬物繁茂無間也！
6，選舉賢德：中國自古為憲政法治國家
孔子告曾子：“昔者明主之治民有法，必別地以州之，分屬而治之，然后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如時考之，歲誘賢焉……”王聘珍《解詁》援引儒家憲政思想之淵藪《周禮》等文獻，精辟揭示了中國古典憲政治理的重要環(huán)節(jié)——選舉制度，即《大戴禮記》所謂“有司……歲誘（進）賢”制度：“有司，謂《周禮》鄉(xiāng)大夫之屬……日省時考，謂四時孟月月吉日，聚眾讀法，以考其德行道義，糾其邪惡過失。誘，進也。誘賢，謂鄉(xiāng)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義，而興賢者、能者?！?
《周禮》最具古典憲政制度特質(zhì)者，在地方官“鄉(xiāng)大夫”考核制，即“三年大比”，即審查地方官選拔、推舉、歷練、試用每年各地方的“賢德者”的職責履行狀況，《禮記》所載“鄉(xiāng)飲酒禮”即與此相關(guān)：每年定期，鄉(xiāng)大夫與地方父老，相聚飲酒，恭敬行禮，典禮兩項重要內(nèi)容，一是宣讀法令，一切政務，無不公開，此鮮明凸現(xiàn)了中國自古為“全面依法治國”的法治國家；一是選舉人才，將地方父老推舉、鄉(xiāng)大夫歷練過的青年才俊，公開列入花名冊，上報中央政府，以備錄用，謂之“歲貢”之士。
古典憲政制度的核心，一是養(yǎng)民惠民，各種賦稅勞役，均予公開，公平攤派，以“法令”宣讀的形式，公布于眾，政無所隱，眾目睽睽，群起監(jiān)督，中央政府隨時、定期督責、監(jiān)察，貪官污吏，何由滋生？一是公開選拔青年才俊，由鄉(xiāng)大夫予以考核、試用，登錄花名冊，公平推舉于朝廷，人才憑賢良方正而入選，無朋黨之患，無賄選之憂，古典憲政制度之完善，構(gòu)成中華文明數(shù)千年合理有序、穩(wěn)定繁榮之根基。
古典法治嚴明，選政合理公開，百姓家給人足，自然守法奉公；子弟教化有道，晉升有路，青年才俊從質(zhì)樸的鄉(xiāng)村社會，不斷被貢舉、進賢而源源躋身中央政府，榮耀父母、宗族、鄉(xiāng)邦，如此，禮治、德治、法治三者融為一體：禮治乃古典憲政之精神秩序，予所謂“文明傳播秩序”者也；德治乃地方政府、鄉(xiāng)邦社會之融洽自治；法治則由中央政府主持，頒布法令，自天子以至庶人，一體遵行：天子詔書，宰相府、六部尚書等文治政府可予封駁，不予執(zhí)行；御史臺等中央地方監(jiān)察機構(gòu)，上監(jiān)天子、下控百官；各級言官、士紳清議、百姓訴愿，均可直達朝廷、天子，禮治、德治、法治的完備體系，自炎黃堯舜、中經(jīng)夏商周三代踵事增華，綿亙數(shù)千年而屹立不倒，孔子據(jù)此而巍然創(chuàng)立起儒家憲政哲學（道統(tǒng)），此番在《大戴禮記》中，向曾子反復申明：“有司日省，如時考之……使之哀鰥寡，養(yǎng)孤獨，恤貧窮，誘孝悌，選賢舉能，此七者修，則四海之內(nèi)無刑民矣。”《史記·周本紀》記載曰：“周公制禮作樂，成康之世，刑錯四十年不用”，諒非虛語，乃古典憲政秩序、文明教化機制，長期完善推行的美好效果：刑罰制度雖設，但四海清晏，人民守法，刑法措置不用，長達四十年之久矣！
儒家憲政思想的核心在于尊賢、選賢、用賢?？鬃俞槍υ印昂螢槿痢敝畣?，耐心予以剖析：
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粽呙髦鞅M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數(shù)，既知其數(shù)，又知其所在?！?
王聘珍引《周禮·鄉(xiāng)大夫職》：“鄉(xiāng)老及鄉(xiāng)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庇忠抖Y記·射義》：“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于天子。”說明天子、諸侯、大夫、鄉(xiāng)老、群吏負有“憲政職責”定期（歲貢）向天子朝廷舉薦人才，選任賢德，天下士子晉升有路，百姓見弟子才俊文質(zhì)彬彬，立于天子之側(cè)、廟堂之上，必心悅誠服而天下大治也。
孔子以綿密精致的邏輯、謹嚴有序的論證、華麗斐然的文采，暢論斯旨曰：“明主因天下之爵以尊天下之士，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天下之士悅，則天下之明譽興，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者也；所謂天下之至知者，能用天下之至和者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選天下之至良者也。此三者咸通，然后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于愛人，知者莫大于知賢，政者莫大于官賢。有土之君修此三者，則四海之內(nèi)拱而俟，然后可以征?！?
孔子真不愧為晚周時代中華文明之集大成者、古典憲政思想的瑰偉宗師，其思維之淵深綿密、道德文章之恢弘廣大、富麗堂皇，蓋曠古絕今者也！
《孔子圣跡圖》謂孔子誕生，蒼天降下“鈞天圣樂”以賀，蓋均衡天地、熔鑄古今，非孔子至圣先師而誰耶？
王聘珍以清代儒者罕見的膽識、才具、功力，將中國古典憲政思想一以貫之的制度紀錄、文獻紀錄一一援引、論列，將孔子憲政思想予以淋漓發(fā)揮，一舉將“疑古學派”打入“學術(shù)冷宮”的古典憲政文獻，一一“解放”、激活，真超邁前賢，后繼乏人者也！譬如，孔子論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在于“爵祿賞賜之明”，王聘珍援引《周禮·太宰職》并予以精確詮釋曰：“爵，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也。尊，貴也。《太宰職》曰：爵以馭其貴，祿以馭其富?！盵18]非常精辟地詮釋了孔子“至禮不讓”的深邃憲政治理思想：爵祿乃天子朝廷控馭貴戚勛舊的根本機制，天下之士有功于朝廷、百姓，天子以爵祿尊之富之，使之為天下百姓所矜式；天下之士奮然興起，報效國家，官居宰相、三公九卿、大夫、士之榮耀地位，執(zhí)政于朝廷，自治于鄉(xiāng)邦，上限天子非法，下控百姓非為，君臣百姓彼此綱維，古典禮制作為古典憲政制度體系的穩(wěn)固維系，絲毫不可紊亂，儒家一貫主張“遜讓”，但此處“至禮不讓”之法治精神、憲政精神，巍然燦然浮現(xiàn)，雖無聊文人以“吃人”厚誣之，又何損乎吾儒家憲政體系之盛德光輝耶？！
《大戴禮記》直截了當?shù)亟沂境鋈寮覒椪枷胫局刃颍跗刚洹督庠b》更以緊湊而綿密的文獻征引加以詮釋，將孔子、子思、孟子、董子之儒門巍然憲政精神，將“圣學血脈”及其背后的燦爛文明體系的制度支撐——古文尚書、周禮等垂世憲政巨典一一精確展示出來，所有華夏觀念、制度、文獻、詮釋完整一體，直接凸現(xiàn)了中華文明廣大自由、光明瑰麗的文明巔峰！
概言之，古典憲政之三要點，在孔子《大戴禮記》與王聘珍《解詁》之間若合符契、毫厘不爽也：第一，古典憲政之王朝合法性的基點，在于執(zhí)政者（上層）與百姓（下層）之間彼此相親之“至仁”，孔孟儒家反復以“仁”之“天下至和”之憲政觀念，來締造、建樹、維系大一統(tǒng)中華文明之協(xié)調(diào)一致也。名賢王聘珍援引《小戴禮記·經(jīng)解》曰：“上下相親謂之仁”，更征引《逸周書·王佩》曰“化行在知和”、《逸周書·大開武》曰“維王其明用開和之言”、孔注“可否相濟曰和”、古文尚書《舜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云云，精妙詮釋了孔子“三至”之第一“極致”即“仁者莫大于愛人”之憲政精神底蘊；
第二，古典憲政制度的最大表征，在于“至知（智）”、“至明”即選舉制度?？鬃釉唬骸八^天下之至明者，能選天下之至良者也……是故……知者莫大于知賢，政者莫大于官賢”[20]，即天子朝廷、三公九卿、鄉(xiāng)老大夫、士紳群吏，均嚴格執(zhí)行尊賢、選賢、用賢之憲政選舉制度，以嚴明法治控馭百官守法，使“官賢”即選拔賢德以官之，不斷裁汰庸濫貪腐之官，選拔任用清正賢德之人，是之為“德政”、“至政”。
第三，內(nèi)用憲政、禮教、德治以致其天下之至和，外以德威君臨華夏、包容四夷，以致其天下之至正，則夷狄之邦、天下萬民，仰慕德教而欣然來朝，天子朝廷，修此“三至”而“萬邦協(xié)和”者也。
……
憶昔北宋名儒張載，嘗以兵法干謁知西北軍事之名臣范仲淹，仲淹以子思《中庸》一編授之，告以“儒者自有名教樂處，何以兵為？”張載恭敬拜受，持回讀之，煥然領悟：原來儒家可以如此廣大浩瀚、光明瑰麗、挺拔不屈，張載因此發(fā)奮讀經(jīng)，終成一代巨儒，其名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垂之不朽者也！仁乃天地之心，義乃生民之命，孔仁孟義，安定國家民族，灌溉人類精神，萬世太平是賴也！
《雪落琴弦》（毛峰詩選）
雨滴
在某個單調(diào)的
樂句上，往返行走
少女
在一條躺于荒草中
的小巧鐵軌上，起舞
閃電
擊碎童年夢湖上
所有完滿的
星光
雪，不盡的雪
葬我于千里潔白
覆蓋我周身
所有敞開的音節(jié)
（1993年7月19日，晨9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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