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執(zhí)政以來展現(xiàn)了明顯不同于特朗普政府的用人思路，在諸多重要崗位上更傾向于啟用具有較高專業(yè)素養(yǎng)的人員，重回美國的“精英政治”傳統(tǒng)。就涉及中國的諸多政府崗位而言，拜登政府的相關人事任命多數(shù)均已到位，其中國團隊不僅“精英政治”色彩明顯，還呈現(xiàn)了年輕化的突出特點。例如，三名直接負責中國事務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官員勞拉·羅森博格（Laura Rosenberger）、杜如松（Rush Doshi）、朱利安·格維茨（Julian Gewirtz）均為“80后”；國務院政策規(guī)劃司負責中國事務的高級顧問米拉·拉普·胡珀（Mira Rapp-Hooper）生于1984年；國防部長中國事務特別助理、“中國工作組”組長埃利·拉特納（Ely Ratner）生于1970年代末，等等。如此眾多的新一代政治精英進入政府，主導對華政策的具體執(zhí)行，彰顯了美國對華政策領域開始呈現(xiàn)新一輪的代際更替，也勢必對美國的中國觀和對華戰(zhàn)略選擇帶來新的長期性影響。
與美國老一代的中國問題政策官員和學者相比，美國新一代政治精英在成長背景、對華交往、關注重點等方面有著一些新特點。從成長背景看，美國新一代政治精英成長于國際格局由“單極獨霸”向“一超多強”轉變的背景之下，更是中美實力對比不斷接近的見證者。就美國實力地位的演變而言，新一代人生于美國霸權的輝煌時期，但更多經歷了“9·11”事件對美國本土安全的重大沖擊，目睹了阿富汗戰(zhàn)爭、伊拉克戰(zhàn)爭以及2008年金融危機對美國政經實力和國際領導力的損耗，近些年又面臨著中國持續(xù)發(fā)展對美國地位產生的長期性影響。這些重大歷史事件成為近20年美國對外戰(zhàn)略辯論和政策演進的基本時代背景，也不可避免對美國新一代政治精英的世界觀、政策傾向產生了重要影響。如何認識不斷變化的世界形勢，美國應該如何因應變化維系自身地位，成為這一代美國政治精英不得不面對和思考的問題。也因如此，相較于老一輩人，新一代對于中國作為美國“挑戰(zhàn)者”、“競爭者”乃至“對手”的認知更為清晰明確。
從對華交往的軌跡看，美國新一代政治精英普遍有著多年的對華接觸經歷，對中國的直觀感受較之老一輩人更加豐富、多元。諸如杜如松、格維茨等人很早就將中國問題納入個人成長的視野之中，將中國研究作為個人學業(yè)的主要領域，得到美國資深中國問題專家的指點，也通常具有在中國長期學習或工作的實踐經歷。作為中美兩國社會聯(lián)系日益緊密的受益者，這一代人對于中國的認識、對于中美關系復雜性的理解，不僅受到美國對華戰(zhàn)略變化的影響，更加源于其基于自身經歷的見解。兩國關系的演進疊加個人經歷的直觀感受，共同塑造了新一代美國政治精英的中國觀。
從其對中國的關注重點看，美國新一代政治精英更多基于現(xiàn)實議題的專業(yè)化角度來觀察中國，中美圍繞具體議題的互動成為他們研判中國行為和發(fā)展趨勢的重要“依據(jù)”。美國老一代的“中國通”往往基于對中國歷史、文化以及中美互動的長期經驗，形成其對中國的基本觀感。而自21世紀以來，美國學界和戰(zhàn)略界對于中國的研究呈現(xiàn)了明顯的專業(yè)化趨勢，尤其是隨著中美之間圍繞具體國際熱點（例如朝核問題）、功能性議題（例如網絡安全、海洋問題等）的博弈增多，美國新一代政治精英對中國的研究和關注也逐步“議題化”，傾向于“從微觀問題來解剖中國行為”。例如，米拉·拉普·胡珀長期關注南海問題，并基于該問題形成中國尋求“改變地區(qū)秩序現(xiàn)狀”觀點；勞拉·羅森博格關注新技術發(fā)展對信息傳播的影響，關注所謂“中國對外輿論攻勢”；杜如松則長期關注中美技術競爭。這些人的中國觀因此也更加基于“現(xiàn)實中國”、基于現(xiàn)實的中美關系議題，而非單純基于中國歷史或文化，來看待中國行為、判斷中國意圖。
美國新一代政治精英的上述特點，勢必會導致新的對華政策偏好，從長遠看，他們的看法在某種程度上也預示著美國對華政策的發(fā)展趨勢。首先，“美國對華政策的根基始于國內”，成為美國新一代政治精英的普遍看法。新一代人見證了美國霸權地位的起伏，近距離觀察美國近年來的對華政策辯論，雖然年輕資淺，但愿從戰(zhàn)略視角思考對華關系。他們信奉“外交政策始自國內”理念，認為對華政策應“以美國的實力地位為基礎”，而不應單純聚焦于遏制打壓中國的發(fā)展。因而，他們主張首要任務是“重建美國實力與影響力的根基”，通過自身實力的強化、同盟關系的重塑、重返國際體系等彰顯“美國回歸”的舉措，打消外界關于“美國衰落”的判斷。這些認知目前是美國戰(zhàn)略界的多數(shù)共識，也反映了拜登政府《國家安全戰(zhàn)略臨時指針》、布林肯首次外交政策講話的基本思路。
其次，“全面競爭”理念已經深深嵌入美國新一代政治精英的對華戰(zhàn)略觀。特朗普政府將中國視為“戰(zhàn)略競爭者”，從“競爭”視角運籌對華政策，塑造了美國對華戰(zhàn)略的新基調，也對美國新一代的政策傾向產生了長期影響。從其主要言論看，新一代人普遍認同對于中國作為戰(zhàn)略競爭者的基本定位。例如，杜如松認為對中國采取警醒態(tài)度是兩黨共識、跨越多個領域，因此美中競爭態(tài)勢不會改變，只會增強。胡珀認為，中美關系在軍事、經濟、科技、未來秩序、信息等五個主要領域都為競爭所主導，幾乎沒有可抵消競爭的任何穩(wěn)定性力量。同時，他們并不認同特朗普政府采取種種極端舉措妄圖對華“一擊致命”，而是更傾向于從全面、長期的視角，思考“如何利用美國的比較優(yōu)勢”、“如何獲取對華競爭的優(yōu)勢地位”。
再次，美國新一代政治精英關注諸多前沿的功能性議題，也不排斥與中國圍繞功能性議題展開合作。新一代人普遍重視科技創(chuàng)新、技術革命問題，關注中美圍繞人工智能、高超音速技術、量子計算、深海極低等前沿領域的“競賽”，視之為決定中美長期競爭成敗的根本所在。也因如此，他們主張美國應在高科技領域加大投入，同時強化對華技術封鎖。與此同時，新一代人支持拜登政府對華“競爭+合作+對抗”的基調，認為競爭性、對抗性不應全盤主導中美關系，而是“應基于美國的利益需求”、“不斷動態(tài)重置中美關系”，在應對疫情、氣候變化等領域與中國進行切實合作。2020年4月，在中美關系急劇下滑的情況下，美國戰(zhàn)略界人士聯(lián)名呼吁中美合作抗擊疫情，杜如松、格維茨、胡珀均為簽名聯(lián)署人。
總體而言，美國新一代政治精英開始登上塑造對華政策的舞臺，他們能在多大程度上影響拜登政府的政策選擇尚需觀察，但他們已經表現(xiàn)出新世代的政策傾向和關注重點。這代人會繼續(xù)尋求美國在全球事務中的領導地位，以新思路認知并謀劃與中國的長期競爭。這些構成了美國新一代政治精英戰(zhàn)略觀和中國觀的底色。（李巖 中國現(xiàn)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副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