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橫《臺灣通史》記：“清人得臺，改設府縣。調(diào)兵分防，以總兵一員，駐府治；水師副將一員，駐安平；陸路參將二員，分駐諸、鳳；兵八千名。澎湖水師副將一員，兵二千名。皆調(diào)自福建各營，三年一換，謂之班兵”。我們知道，“召募土著”是清代地方軍隊（俗稱綠營）的組建原則。然而，清代在臺灣實行的卻是班兵制：兵“皆調(diào)自福建各營，三年一換，謂之班兵”。我們讀《清實錄》，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有諭：“進剿臺灣官兵，沖冒險阻，遠涉波濤，效力甚久。今海逆方平，即行裁去，實屬可憫，理應存留”。由此可知，施瑯統(tǒng)帥的福建水師“進剿臺灣官兵”，是清代首批福建戍臺將士；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先后有“閩省各營官弁前調(diào)防臺灣、澎湖”、“兵丁換班之船”等語，由此可知，其時已經(jīng)實行班兵制有年；清康熙六十年（1721），有諭：“至駐扎之兵，不可令臺灣人頂補，俱將內(nèi)地人頂補。兵丁妻子，無令帶往。三年一換。每年自京派出御史一員，前往臺灣巡查”，由此又可知，其時班兵制已經(jīng)成為厲行的制度?？滴醯蹖嵭信_灣班兵制的用意，正如清代臺灣名人陳震曜所指出的：“各省兵丁，俱屬土著之人。惟臺灣開辟之初，戶口僅數(shù)十萬，沃野千里，民愿為農(nóng)。彼時招募土著之兵，亦無有應之者。加以鄭氏甫平，續(xù)有小丑，恐土著在伍，有通匪之虞。此當時調(diào)遣內(nèi)地班兵戍臺之深意也”。陳震曜是臺灣嘉義縣人，清嘉慶十五年（1810）優(yōu)貢。
從康熙二十三年（1684）到光緒二十一年（1895）的200余年間，每三年就有一批成千上萬的福建將土跨海戍守臺灣，厥功甚偉。福建戍臺將士中有許多人為抵御外敵、平定內(nèi)亂獻出生命，也有許多人因疫病失去生命。在臺灣、在福建迄今留存多處福建戍臺將士義冢和藏骨塔。例如，位于福建閩安的“戍臺故兵義?！?，安葬135位福建戍臺將士的遺骸。他們是福建閩安協(xié)左、右營（汪按，清代綠營分鎮(zhèn)、協(xié)、營、汛等單位）將士，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隨欽差大臣沈葆楨渡海戍臺，為臺灣防務等事務戰(zhàn)死或病死。清廷后來準許班兵“年愈四十無子者”搬眷隨軍（劉良璧：乾隆《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又許兵丁就地娶親（余文儀：乾隆《續(xù)修臺灣府志》，該書所錄《恤賞條例》規(guī)定：“兵丁娶妻及子女婚嫁，各賞銀三兩”）。據(jù)臺灣學者報告，有些退役班兵遂因家口在臺而定居焉，其后裔有以“提標”為祖籍地、以“提標祖”為神明者（汪按，清代總兵及總兵以上官員率領的綠營兵稱標兵，故有督標、撫標、提標和鎮(zhèn)標等稱）。
附帶言之，清代科舉制度規(guī)定，各省鄉(xiāng)試每三年凡一舉，臺灣秀才若有意考取舉人，須到福建省會福州參加鄉(xiāng)試。于是，每三年就有一批數(shù)百上千的臺灣秀才到福建，科舉制度成為閩、臺人員交流的固定管道。清代班兵制亦然。試想，每三年就有一批文人從臺灣到福州、又有一批武人從福建各營到臺灣，這是多么鬧熱（閩南語，熱鬧也）的歷史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