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康熙年間，祭祀朱子在臺灣已經是制度化的官方行為。我們讀官修的臺灣方志，康熙三十五年（1696）分巡臺廈道高拱乾纂修的《臺灣府志》卷之六《典秩》里已有記載：朱熹及其父親朱松均作為“先儒”入祀臺灣文廟。康熙四十九年（1710），曾任臺灣知縣的陳瑸再次到臺，在分巡臺廈道任上新建臺灣朱子祠成，并撰《新建臺灣朱子祠記》，其文略謂：“予建朱子祠既成，或問曰：海外祀朱子有說乎。曰：有。昔昌黎守潮，未期月而去，潮人立廟以祀。東坡先生為之記云：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凄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若朱子之神，周游海外，何莫不然！按朱子宦轍，嘗主泉之同安簿，亦嘗為漳州守。臺去漳、泉一水之隔耳，非游歷之區(qū)，遂謂公神不至，何懵也？”及乾隆二十五年（1760），巡臺御史兼提督學政范咸等人的《重修臺灣府志》卷之七《典禮》有了明文規(guī)定：“文廟祭畢，乃祭朱文公祠”，“朱文公祠主祭官臺灣知府或委員，其盥瘞奠獻俱如儀，迎神送神俱一跪三叩”。臺灣書院也各祀朱子。舉例言之，清道光二年（1822）由福建大田知縣調任臺灣的鄧傳安，在臺灣鹿港同知任上倡建文開書 院，“書院成，行釋奠禮，則奉朱子為先師，而配以沈太仆文開及華亭徐都御史孚遠、同安盧尚書若騰、惠安王侍郎忠孝、南安沈都御史佺期、揭陽辜都御史朝薦、同安郭都御史貞一，而國朝漳浦藍知府鼎元配祀焉。既為之記，并作《從祀議》示之”；在臺灣知府任上，“復即崇文書院五子祠（按，“五子”包括朱熹）增奉八賢栗主（按，八賢指沈文開、徐孚遠、盧若騰、王忠孝、沈佺期、辜朝薦、郭貞一、藍鼎元），率諸生入祀如儀”。鄧傳安謂：“書院必祀朱子，八閩之所同也”（《文開書院從祀議示鹿仔港紳士》）；又謂：“閩中大儒，以朱子為最，故書院無不崇奉，海外亦然”（《新建鹿仔港文開書院記》）；又謂：“紫陽儒宗，海隅仰止”（《臺郡祭五子祠并增祀諸寓賢文》）；又謂：“理學之盛，莫過于閩”（《重修海東書院碑記》），言及臺灣書院，輒必稱朱子也。
現(xiàn)在談朱子在臺灣民間的影響。上記陳瑸有言：“臺去漳、泉僅一水之隔耳”，我們可以進一步而言之：臺民多漳、泉之人。我們知道，舊時某種文化的傳播，往往是由接受了該文化影響的人的移動實現(xiàn)的。朱子在漳、泉民間的影響，隨漳、泉移民傳播到了臺灣。茲舉臺灣民俗事象“文公巾帽”為例而言之。清代咸豐年間，福州詩人劉家謀在臺灣府學訓導任上有詩并注曰：“張蓋途行禮自持，文公巾帽意猶遺。一開一合尋常事，不覺民風已暗移（婦女出行，以傘自遮，曰‘含蕊傘’，即漳州‘文公兜’遺意也。今則合之如柱杖，然觚不觚，觚哉、觚哉）”。在劉家謀看來，臺灣的“含蕊傘”與漳州的“文公兜”同出于朱文公（朱熹）遺意（近人連雅堂之《臺灣漫錄》亦記：“臺南風俗純古，多沿紫陽朱熹治漳之法。數十年前，婦女出門，必攜紙蓋障面，謂之‘含蕊傘’?！保ⅰ昂飩恪焙现缰?，令人生“觚不觚”之嘆。其實，劉家謀有所不知，婦女柱杖亦出于朱文公的“流風善政”也。徐宗干《斯未信齋雜錄》之《堊廬雜記》(1845）記：“漳州女人以帛如風帽蔽其額，曰文公兜。以木削圓置兩履底之中曰文公履。行路制杖以隨，曰文公杖，以防強暴者。流風善政，至今存焉?！薄吨腥A全國風俗志》則記；“福建漳州，女子皆小足，必倚杖而行。凡遇慶典之事，女子偕往，每人皆持一杖，相聚成林?！痹谂_灣，婦女出行也曾有隨帶“文公杖”和“文公兜”的風氣。臺灣鳳山縣詩人謝蘋香有《鳳山竹枝詞》詩曰：“東家姐妹與西鄰，如伴相邀去踏青。步杖公兜都不設，小姑原不怕行人。”劉家謀在臺所見“含蕊傘”則兼“文公杖”與“文公兜”之用而有之，合之柱杖，張之障面也。
附帶言之，宋代政和八年（1118），朱熹之父朱松在福建政和縣縣尉任上針對福建的溺殺女嬰惡俗，撰寫《戒殺子文》，其文有“自予來閩中，聞閩人不喜多子以殺為常，未嘗不惻然也”之語。朱松字喬年，號韋齋，其《戒殺子文》在政和縣、后來也在福建各地（包括臺灣）發(fā)生了深遠的影響。清道光《福建通志》引《政和縣志》記：“昔多溺女，自韋齋先生重戒后，俗漸革。有貼錢帛與人抱養(yǎng)為媳者”。童養(yǎng)婚俗雖屬陋俗，但它在歷史上保全了眾多女嬰的生存權。先儒朱松與有功焉。
（作者系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講座教授、全國臺灣研究會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