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東京出光美術(shù)館收藏著一份以清和天皇統(tǒng)治時期的“應(yīng)天門之變”為題材的長軸畫卷，即《伴大納言繪卷》。本文接著前面提到的藤原良房如何正式獲得“攝政”稱號這一問題，就“伴大納言繪卷”的主人公伴善男與“應(yīng)天門之變”作一考察。
自從年僅9歲的清和天皇即位后，作為朝中第一重臣兼外戚身份的藤原良房開始代理天皇處理政務(wù)。唐朝初年，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間，政治清明、經(jīng)濟復(fù)蘇、文化繁榮。這一因年號為“貞觀”（627－649）而被稱為“貞觀之治”的治世局面為人們所熟知。天安三年（859）四月十五日，清和天皇改新年號為“貞觀”，體現(xiàn)出了要模仿唐太宗治世的政治理想。
貞觀六年（864）正月，清和天皇元服，國家政事表面上由天皇親自裁決，但實際上藤原良房仍舊在一旁指導(dǎo)。不過，藤原良房自從迎娶嵯峨天皇的女兒源潔姬后，一直沒有再娶妻妾，膝下除了女兒藤原明子之外，沒有其他子女。后來將哥哥藤原長良（856年去世）之子藤原基經(jīng)收為“猶子”（類似于養(yǎng)子，享有繼承權(quán)）。此時，藤原良房的弟弟藤原良相的女兒藤原多美子進入后宮，并得到清和天皇的專寵。與此同時，藤原良相還與大納言伴善男往來密切。
伴善男原名大伴善男，因大伴親王即位為淳和天皇，大伴氏為避諱改為伴氏，故而改稱伴善男。伴氏（大伴氏）自天平初年的大伴旅人以來，一直位居大納言之位。伴善男的父親伴國道因“藤原種繼暗殺事件”被流放，后因為文采出眾被赦免，并官至參議。伴善男的祖父大伴繼人曾以遣唐判官身份赴唐，并同出訪日本的唐朝大使趙寶英以及遣唐大使藤原清河在唐朝所生的女兒喜娘一同返回日本，后在“藤原種繼暗殺事件”中與佐伯高成等人一同被殺。伴善男的曾祖父大伴古麻呂曾以遣唐副使身份赴唐，并在朝賀時與新羅爭座次，后來與鑒真大師乘同一艘船渡海，最終在“橘奈良麻呂之亂”中與橘奈良麻呂等人一同遭受迫害。
根據(jù)《三代實錄》記載，伴善男“生而俊爽，天資鬼脈，深目長鬢，身體矮小，意氣畔岸，見者以為黠兒。”伴善男成年后任職于校書殿，負責校勘、整理書籍工作。因為能言會道，善于觀察，喜歡研究朝廷的規(guī)章制度，逐漸得到仁明天皇寵幸，先后擔任大內(nèi)記、藏人、式部大丞、右少弁等職。任右少弁期間，伴善男做了一件飽受世人非議的事情——善愷訴訟事件。
承和十二年（845），法隆寺僧人善愷向太政官弁官局提出控訴，控告本寺的一位大施主（檀越）、少納言登美直名霸占寺院的財產(chǎn)和奴婢，給法隆寺造成巨大損失。于是弁官局開始受理此案。弁官局當時的組成人員如下：作為負責人的左大弁正躬王（參議、桓武天皇皇子萬多親王之子）、右大弁和氣真綱（參議）、左中弁伴成益、右中弁藤原豐繼、左少弁藤原岳雄、右少弁伴善男。除伴善男之外，其余以正躬王為首的五名弁官判決登美直名有罪，根據(jù)職制律，判處其流放遠方。
然而到了第二年，伴善男對善愷訴訟案提出兩點異議，并認為這屬于違法行為。第一，從訴訟流程上看，弁官直接受理僧侶訴訟是一種違法行為；第二，在舉證方面，受理既沒有寫明犯罪的具體年月日，又沒有陳述客觀實際情況的訴狀屬于違法行為。于是，朝廷讓明法博士讃岐永直來考證伴善男的論點并做出自己的判斷。讃岐永直經(jīng)過考證后認定善愷訴訟不存在違法的行為。不服氣的伴善男于是將案件捅到了左大臣源常那里。這時，杰出的漢詩文作家小野篁也參與到這場討論當中。最終，源常認為小野篁與伴善男更在理，于是罷免了包括正躬王在內(nèi)的受理此案的官員，同時處罰善愷，登美直名則無罪。
因為善愷訴訟事件，伴善男背上了“法匪”的罵名，同時戴上了“擅長捏造罪名，構(gòu)陷他人”的帽子。不過，此后他的仕途十分順利，先后擔任右中弁、右大弁（參議）、檢非違使別當、式部大輔、民部卿、中納言等職。至貞觀六年（864）伴善男升為大納言。
在平安京北部的中央坐落著平安宮（大內(nèi)里）。從平安宮的正南門朱雀門一直往北走，便是朝堂院（大臣們處理國政的地方）的正南門應(yīng)天門。貞觀八年（866）閏三月十日夜，應(yīng)天門突然起火，火勢一直蔓延至東西兩側(cè)的棲鳳樓和翔鸞樓。這場大火或許只是因自然原因而導(dǎo)致的天災(zāi)（天火加上持續(xù)干旱），但最終卻演變成一場不折不扣的人禍。
此時朝中的主要大臣如下：太政大臣、清和天皇的外祖父藤原良房，左大臣、嵯峨天皇之子、源氏的領(lǐng)袖源信，右大臣、藤原良房的弟弟藤原良相，大納言、桓武天皇之孫平高棟（高棟王），以及大納言伴善男。
應(yīng)天門大火被撲滅以后，伴善男找到藤原良相，告發(fā)稱源信是應(yīng)天門大火的主謀。藤原良相相信了伴善男的話，于是派兵包圍了源信的府邸，同時準備調(diào)遣左近衛(wèi)中將、參議藤原基經(jīng)前往逮捕源信。藤原基經(jīng)知道這件事不簡單，于是立即將此事稟報給藤原良房。應(yīng)天門大火發(fā)生前的一段時間，藤原良房因病一直深居不出，已經(jīng)將政務(wù)交給藤原良相處理。藤原良房知道此事后十分吃驚，于是來不及整理好衣冠便與藤原基經(jīng)一同前往清涼殿，向清和天皇上奏此事。
早在貞觀六年（864），伴善男與源信之間便產(chǎn)生了嫌隙。當時有人寫匿名信，狀告源信與其弟弟中納言源融、右衛(wèi)門督源勤等意圖謀反。伴善男乘機進言稱：“源信意圖不軌之事，我早有耳聞?，F(xiàn)在又有人舉報，可見確有其事?！辈贿^，源信兄弟三人最終安然無事。
伴善男有多次構(gòu)陷他人的“前科”，藤原良房大概意識到可能是伴善男想利用此次應(yīng)天門大火來除掉政敵源信，于是建議清和天皇先派人到源信宅邸調(diào)查，在真相大白之前，不要輕舉妄動。
源信自然是矢口否認縱人放火，并且根本也找不到他是主謀的證據(jù)。這樣，清和天皇宣布解除對源信府邸的包圍，應(yīng)天門大火被作為天災(zāi)處理，源信虎口脫險，喜極而泣。大家本以為此事就此畫上了休止符。但事件沒過多久便出現(xiàn)了一百八十度的大逆轉(zhuǎn)。
貞觀八年（866）八月三日，備中權(quán)史生大宅鷹取稱當晚自己路過應(yīng)天門，看到伴善男、伴中庸父子及家臣紀豐城等人路過應(yīng)天門后不久便起火，這明顯是在暗示應(yīng)天門大火為伴善男、伴中庸父子及其家臣所為（在《伴大納言繪卷》中描繪了小孩打架牽扯出縱火“真兇”的畫面，即大宅鷹取檢舉伴善男的原因是，自己的兒子與伴善男的家臣生江恒山的兒子發(fā)生口角，結(jié)果生江恒山倚仗伴善男的勢力，將自己的兒子毆打至重傷）。由此在朝廷內(nèi)外又引起一場大騷動。在這事態(tài)發(fā)展愈發(fā)復(fù)雜之際，清和天皇于八月十九日正式任命自己最為信任的藤原良房“攝行天下之政”，全權(quán)負責處理此事。
就在藤原良房調(diào)查此事時，伴善男的家臣生江恒山和伴清繩因殺害了大宅鷹取的女兒而被捕。鑒于案件重大，于是由以秉公執(zhí)法而著稱的南淵年名和藤原良繩負責審理此案。經(jīng)過嚴刑審訊，生江恒山和伴清繩供認火燒應(yīng)天門的主謀是伴善男、伴中庸父子。伴善男與源信曾有過節(jié)，同時也有趕源信下臺、自己上位的動機，但似乎沒有縱火的動機。僅憑大宅鷹取的口供，恐怕難以將精通律法的伴善男定罪，但有了生江恒山和伴清繩二人的“神助攻”，伴善男最終被判定為縱火主犯。九月二十二日，伴善男、伴中庸及作為其同謀的家臣紀豐城、伴秋實、伴清繩五人按規(guī)定應(yīng)處斬刑，但天皇下詔減罪一等，將他們?nèi)苛鞣?，同時沒收了他們的資財與田宅。
《三代實錄》在記載“應(yīng)天門之變”時，以很大的篇幅記述了被連坐的、以德政著稱的紀夏井。紀夏井“眉目疏朗，身長六尺三寸。性甚溫仁，雅有才思?！奔o夏井特別善于隸書，著名歌人小野篁贊嘆說：“紀三郎可謂真書之圣也?！奔o夏井擔任右少弁期間，“秉志忠直，時有規(guī)諫”，引起文德天皇的重視，先后升任右中弁、式部少輔，同時一直兼任播磨介，“內(nèi)外機務(wù)，多所輔益”。文德天皇去世后，紀夏井出任贊岐守，“政化大行，吏民安之。境內(nèi)翕然，不忍相欺”。等到紀夏井任滿將歸時，“百姓相率，詣闕乞留”。于是，紀夏井任又留任兩年，使得贊岐“黎庶殷富，倉廩充實”。紀夏井最后離任的時候，官吏與庶民贈送給他很多物品，紀夏井除了留下紙筆之外，其它全部退回。紀夏井任肥后守期間，因弟弟紀豐城受連坐，被解除官職，處以流刑。紀夏井隨使離開時，“肥后民庶遮路悲哭，如喪考妣”。當紀夏井路過贊岐時，“百姓男女老少，皆棄其室，逢迎道路。數(shù)十里之間，哭聲相接。”
“應(yīng)天門之變”后，伴氏和紀氏的勢力遭到嚴重削弱；被誣告的源信大概是得了創(chuàng)傷后應(yīng)激障礙，從此閉門不出、拒不上朝；藤原良相也因被伴善男愚弄利用（也可能是揣著明白裝糊涂）而名譽掃地；藤原良房則獲得了此前只授予皇后或東宮的“攝政”一職，正式開始人臣攝政。一般認為，“應(yīng)天門之變”是藤原良房為排除其他貴族勢力而策劃的陰謀。筆者認為，“應(yīng)天門之變”整起事件是因伴善男而起，藤原良房只是被動復(fù)出，恐怕很難說這起事件是藤原良房策劃的陰謀。如果從誰獲利的角度來看，藤原良房自然是獲益者，但獲益最大的人，其實是藤原基經(jī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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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黒板勝美國史大系編修會編輯：《新訂増補國史大系?続日本後紀》，吉川弘文館1983年版。
黒板勝美國史大系編修會編輯：《新訂増補國史大系?文德天皇実録》，吉川弘文館1981年版。
黒板勝美國史大系編修會編輯：《新訂増補國史大系?三代実録》，吉川弘文館1983年版。
神谷正昌：《承和の変と応天門の変——平安初期の王権形成》，《史學雑誌》第111巻 11號，2002年。
吉江崇：《平安前期の王権と政治》，《巖波講座日本歴史第4巻?古代4》，巖波書店2013年版。
池田晃淵：《早稻田大學日本史第4卷·平安時代》，羅安譯，華文出版社2020年版。
坂上康俊著：《律令國家的轉(zhuǎn)變》，石曉軍譯，文匯出版社2021年版。
保立道久：《巖波日本史第三卷 平安時代》，章劍譯，新星出版社2020年版。
王海燕：《日本古代史》，昆侖出版社201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