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學(xué)者夫馬進《中國善會善堂史》謂：“福建自古以來就以溺女之風(fēng)的盛行而聞名。但在本研究涉及的52處州縣之中，在雍正二年發(fā)布建立育嬰堂的上諭之前，只有清流縣設(shè)有一處建于康熙四十五年的育嬰堂”。宋代政和八年（1118年）朱熹的父親朱松在福建政和縣尉任上撰《戒殺子文》，其文有“自予來閩中，聞閩人不喜多子，以殺為常，未嘗不惻然也”之語，可證“福建自古以來就以溺女之風(fēng)的盛行而聞名”。但是，據(jù)我的研究，清代“雍正二年發(fā)布建立育嬰堂的上諭之前”，福建的育嬰堂并不止“清流縣設(shè)有一處建于康熙四十五年的育嬰堂”，另有建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的松溪生生所，建于康熙四十一年（1672年）的漳浦育嬰堂，建于康熙四十二年（1673年）的長泰育嬰堂，以及康熙四十四年（1675年）李斯義在福建巡撫任上在福州、并“檄行八閩”可能也在福建其他地方設(shè)立的育嬰堂。
夫馬進又謂：“清代人普遍認為育嬰堂是宋代慈幼局的繼承者”。但是，清代閩人另有一種看法：育嬰堂是宋代舉子倉的繼承者。如，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當(dāng)福建松溪建置生生所（育嬰堂）事竣，知縣潘拱辰為之記，開首就說“邑舊有舉子倉六處，蓋因俗尚寡恩，凡貧民生子不能畜者，多溺不舉，而女尤甚。以致古之鄉(xiāng)先生，捐金置買公田，積谷以濟之”。又如，乾隆《泰寧縣志》記：“育嬰堂在宋時已有之。官立乳母，育細民舉子之不能育者。（宋）紹興五年，楚州人王洋知邵武軍事，以建、劍、邵、汀四州，細民生子多不舉，奏立舉子倉，逐鄉(xiāng)積谷。貧民育五月以上書之籍，至免乳日，授以米一石三斗”。據(jù)明代福建省志《八閩通志》，宋代福建建寧、汀州、邵武、延平四府設(shè)有舉子倉107所。創(chuàng)立舉子倉的宋紹興五年（1135年）比創(chuàng)立慈幼局的宋咸淳元年（1265年）要早130年。
乾隆《臺灣府志》記：“直省各州縣，并設(shè)普濟、育嬰二堂，臺郡以在海外獨闕。顧臺地土著者少，戶口未繁，嬰孩從無棄者”。據(jù)我所見史料，臺灣最早的育嬰堂是清咸豐四年（1854年）建立的“臺郡（府）育嬰堂”，其時臺灣社會正從移民社會轉(zhuǎn)型為定居社會，定居者漸多、戶口漸繁，溺棄女嬰也漸成為社會問題。與此相應(yīng)，臺灣各邑（縣）也漸有育嬰堂的建立。
（2018年6月21日記于北京）（作者系全國臺灣研究會會長，教授汪毅夫）
（來源：京彩臺灣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