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資料（來源：汪毅夫提供）
1946年5月13日，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在給許壽裳的信里談了設(shè)立臺灣省立編譯館的想法。略謂：在編的方面，“臺灣經(jīng)過日本五十一年的統(tǒng)治，文化情況與各省兩樣。多數(shù)人民說的是日本話，看的是日本文。國語固然不懂，國文一樣不通。對于世界與中國情形，也多茫然。所以治臺的重要工作，是心理的改造。而目前最感困難的是改造心理的工具——語言文字——須先改造。各省所出書籍報紙，因為國文程度的關(guān)系，多不適用。臺灣的書報在二、三年內(nèi)，必須另外編印專適用于臺灣人的。第一要編印中小學文史教本（國定本、審定本全不適用）；第二要編的是中小學教師的參考讀物，如中學教師、小學教師等月刊；第三為宣達三民主義及政令，須編適于公務(wù)員及民眾閱讀的小冊；第四，一般的參考書如辭典等。這是就臺灣的應(yīng)急工作而言”；在譯的方面，“我以為中國必須像以前的翻譯佛經(jīng)一樣，將西洋名著翻譯五、六百部過來，使研究任何一科的學生，有該科一、二十本名著可讀”，“這一筆費用，較諸軍事費，一般行政費，真是九牛一毛，可是對于促進學術(shù)，幫助很大。在中國卻是一種偉大的工作，可與大藏經(jīng)媲美了”。當時，許壽裳已答應(yīng)來臺擔任省立編譯館館長，陳儀在信中表示“很高興”，并為許壽裳來臺途中、到臺以后諸細節(jié)詳加交代。
1946年6月，臺灣省立編譯館正式開張?！梆^中同人”包括從大陸和在臺灣招聘的學者許壽裳、李何林、李霽野等和賴子清等。據(jù)我所知，由于“額隘”即名額有限，1946年北京大學畢業(yè)的薛綏之、廈門大學畢業(yè)的陳賢祿都曾申請到館工作而被“婉謝”。薛綏之隨即出任《世界日報》駐臺記者，并在臺灣多個學校兼課，晚年是山東大學教授；陳賢祿則攜妻女到了高雄岡山中學，陳賢祿夫婦當年是、后來也是名師。
1947年4月24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奉令改制為臺灣省政府；同年5月16日，臺灣省政府第一次政務(wù)會議議決撤銷臺灣省立編譯館。許壽裳在6月25的日記里寫道：“來臺整整一年矣，籌備館事，初以房屋狹窄，交通阻滯，邀者遲遲始到，工作難以展開。今年一月始得各項開始，而即有‘二·二八’之難，停頓一月，而5月16日即受省務(wù)會議議決裁撤，如此匆遽，莫解其由，使我表見未遑，曷勝悲憤！館中工作專案移交者近三十件，現(xiàn)款專案移交者百五十余萬。知我罪我，一切聽之”。許壽裳后來改任臺灣大學教授，又不幸于1948年1月18日遇害，逝世于臺北寓所。
1947年臺灣“二·二八”事件發(fā)生后，有臺灣省立編譯館同人程仰秋“歸途中被擊數(shù)拳”，又有“館中編審張常惺、劉世模二人被警備司令部拘去”（后經(jīng)許壽裳保釋）；當“館中同人”李何林上街聽演講，“聽不懂但覺得很熱鬧”，當場有臺胞勸他離開以免不測；當“館中同人困守一夜不敢出”，又有館中干事、臺胞賴子清“送來便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