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從友人處借得一套12冊《中國教育年鑒》，心中很是歡喜。連續(xù)十余天，朝夕翻擷，收益良多。
我從1948年編纂的《中國教育年鑒》（第二次第三冊），看到關于光復初期“臺灣省推行國語教育”的精準記錄。譬如，“過去五十年間，日人在臺施行其日本‘國語’教育，可謂得到驚人之成功，也可謂完全失敗。日文日語幾乎完全代替中國之漢文漢語，此即日人之成功；但光復以后臺灣同胞立刻對日文日語表示厭棄，而急切要學習祖國語文，此即日人之失敗。日人之成功，由于其方法周審而毒辣；而其失敗則因為無法攻破臺灣同胞之‘心防’。日本人僅能同化臺灣同胞之口，而不能同化臺灣同胞之心。光復以后，臺灣一般同胞在語言上所感受之痛苦，正像一個受騙之兒童，被治成啞吧，忽然返家，見親人，喜之欲狂，而干哭，有言而不能語”；又如，“日人在臺省推行其日本‘國語’教育，使臺省原來通行之閩語，停止在半世紀前之階段，未能繼續(xù)吸收新成分；因而在學術文化方面，臺省通行之方言已經感到不敷應用。又因日本在教育上強制使用日文日語，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上養(yǎng)成使用日語之習慣，說日語較說自己之母語更便。所以臺省通行之方言即喪失其原有之方言地位，走上死亡之途。有人認為方言死亡，正是推行國語大好機會，惟經過觀察驗證，發(fā)現(xiàn)方言喪失效用，即予推行國語極大阻力。臺省國語推行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何容，曾撰文闡明此義，題為《恢復臺灣話應有之方言地位》。經過一番爭辯，社會人士始有覺悟”，“國語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魏建功，發(fā)表論文數(shù)節(jié)，題《臺語音系還魂說》《從臺灣話學習國語》《怎樣從臺灣話學習國語》，亦曾經過懷疑與爭辯，而后取得社會之承認”。這是對于短時態(tài)的、光復初期臺灣推行國語教育的、得其要義的歷史記錄。1949年以后，情況不再若此。臺灣同胞的歷史記憶不再是“從臺語學習國語”，而是“講國語而不準講方言”。
我又從1948年編纂的《中國教育年鑒》（第二次第四冊）讀到對于光復初期臺灣邊地教育的精辟闡釋?！哆叺厍嗄杲逃叭耸滦姓嵤┚V領》（1941年）規(guī)定：“蒙藏及其他各地語言文化具特殊性質者，一律施以邊地教育”。由此出發(fā)，《中國教育年鑒》逐步解釋闡述而及于臺灣的邊地教育：邊地教育屬于邊疆教育，“邊疆教育之范圍，顯然以文化邊疆為準繩”，質言之，邊地教育乃至邊疆教育即少數(shù)民族教育也；“中國邊疆民族，依其語言的系屬，可分漢藏、阿爾泰、印歐、南亞及南島五系”；“在臺灣之太么、薩衣設特、蒲嫩、朱歐、派宛、阿眉、野眉等族均屬南島系民族之‘高山群’，人口約共十五萬至二十萬”。我注意到，這段精辟的闡釋里有高學術含量的內核。譬如，“文化邊疆”的學術概念后來傳入臺灣，臺灣學者的名著《從周邊看漢人的社會與文化》（王崧興）、《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王明珂）應該是同“文化邊疆”的學術概念有密切關聯(lián)的。又如，臺灣太么、薩衣設特、蒲嫩、朱歐、派宛、阿眉、野眉七族之名，悉出于林惠祥的學術論文《臺灣番族之原始文化》（1930年，發(fā)表于《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輯刊》第3期）。又如，“南島系民族之高山群”語近于“南島語系群族”，可以是為臺灣“邊地”民族命名的備選族稱。
附帶言之，年鑒在各種刊物里有“刊中之王”的地位，年鑒的編纂宜有各專業(yè)領域的學術帶頭人參與。在《中國教育年鑒》（第二次）的編審委員名單里，蕭家霖曾任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委員，是語言學家；凌純聲是林惠祥在中研院的同事，民族學家，曾任邊疆教育館長、邊疆教育司司長。我想，《中國教育年鑒》關于光復初期“臺灣推廣國語教育”的精準記錄、對于光復初期臺灣邊地教育的精辟闡釋，當然分別同蕭家霖、凌純聲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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